爱因斯坦、劳鹤、普朗克三泰斗与纳粹德国（合并版）

老马杂谈

爱因斯坦、劳鹤、普朗克都是现代物理学先驱与泰斗级人物，都是德意志民族贡献给世界的超级智者，其个人命运也都与二十世纪一度猖獗荼毒人类的德国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结下了难解的因缘。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犹太裔德国人，因其著名的相对论驰名世界，并获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16年经自己的伯乐、导师、知音普朗克博士推荐担任德意志物理学会会长，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移居美国。

马克斯·冯·劳鹤（1879－1960），雅利安人，普朗克博士的研究生、助教，因研究宣传相对论成果卓越而荣获19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成为爱因斯坦的挚友与莫逆之交。曾任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爱因斯坦任院长），1933年接爱因斯坦之职担任德意志物理学会会长。

马克斯·卡尔·恩·路·普朗克（1858－1947），日尔曼人，因其著名的量子物理学闻名于世，物理学界有人敬称他为“德国的牛顿”，其头像被印上了当时的两马克金币和邮票，191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的提携者、导师和一度的“铁哥”，也是与劳鹤有情同父子关系的导师及提携者。历任威廉皇帝学会会长、威廉皇帝科学院（后更名为普朗克学院）院长、德意志物理学会会长。

三位现代物理学泰斗都经历了二十世纪黑暗无比的希特勒及纳粹法西斯统治，也都走出了轨迹截然不同的坎坷治学路和人生路。为了不践踏罗素先生“人类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了历史的教训”这一谆谆教导，今天再回顾反思三位泰斗在当年的言行，应当既有必要更有意义。

一．爱因斯坦篇

· 针对自己国家众多信仰国家主义的学者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年签名发表的那篇臭名昭著的《告文明世界宣言》（公然粉饰德国的战争罪恶，签名大学者达93人，普朗克及X射线发明者伦琴均在其中），他不顾为虎作伥者中有自己的恩师和同事，毅仁与另外两位学者一起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抨击文章《告欧洲人宣言》，此举迅速招致德国科技界的责骂攻击一片，并延续多年。

· 1933年3月，他在美国发表声明说：“只要我还可以选择，我将只在具有政治自由、宽容和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停留。……德国目前不具备这些条件” 。

· 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党上台，他毅仁辞去了普鲁士科学院的职务流亡海外，卑鄙无耻的第三帝国“文化部” 迅速补发了关于调查爱因斯坦“反动言论”的《紧急通知》，并将他的辞职改为“被开除”。

· 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您知道我从未‘在道德和政治方面’高估德国人。但我必须承认，他们残暴和怯懦的程度让我吃惊”。

· 1934年，他致信坚持留在国内与纳粹政权对着干的挚友劳鹤：“你不仅是个人，而且是个汉子”。

· 1940年10月，他在与赴美探亲的老友、物理学家、为反对纳粹党操控教育已愤而辞职的斯图加特理工高等学校校长埃瓦德话别时叮嘱：“请问候劳鹤”。老友随口说：“也问候普朗克吧？”爱因斯坦立即重复：“请问候劳鹤”。爱因斯坦认为德国知识分子对纳粹夺取政权、迫害犹太人及政治异己者、发动侵略战争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他在心中永远不能原谅他们，特别是那些甘当附庸者与助纣为虐者。

· 1949年，他出生地德国乌尔姆市希望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一贯待人谦和的他回信断然拒绝了。

重复“请问候劳鹤”，是爱因斯坦表达自己“吾爱我师，吾更爱真理”原则的特殊方式，也是他对当年德国科技界的特殊评价，更是一代科学大师不朽人格的精辟表达。无论什么社会什么国家形态中“获不及格分”的知识分子，面对这样的评价与表达，能不汗颜或反省吗？

二．劳鹤篇

·  劳鹤从不相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潜心研究大力宣传推广相对论，并因此被聘为法兰克福大学教授，也在上任数月后荣获19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更成为爱因斯坦的知音和莫逆之交。

·  纳粹政权“文化部”在爱因斯坦辞职后补发“紧急通知”认定是“开除”了他，并逼迫已噤若寒蝉的德国科技界精英开会“声明”确认开除在先。耿直无畏的劳鹤博士为了捍卫真理，捍卫老友，捍卫“德国高校不得解雇教授的百年传统”，竟大胆叫板希特勒亲自做出的“开除决定”，并公开要求普鲁士科学院召开全体院士非常会议，正式否定已发表的所谓“声明。”

·  劳鹤借助纳粹政权也难以染指的威廉皇帝学会，倾力援助保护那些受迫害的物理学家。也利用自己的名气声望坚决把沦为纳粹附庸的物理学家伦纳德（诺贝尔奖得主）拒之物理界圣殿门外。

·  1933年9月，继爱因斯坦担任主席劳鹤博士在德意志物理学会年会上，公开为已流亡海外的老友发表了通篇充满辩护和赞誉之词的报告，他引用伽利略评论地球的那句名言结束自己的报告：“它依然在转动。”

·  作为退役军官协会理事和著名物理学家，他无视纳粹党和法西斯政权雪亮的刀锋，断然拒绝了“退役军官协会会员必须集体加入纳粹组织”的要求，坚决拒绝了纳粹党染指德国科学界的企图。

· 当犹太科学家、“德国毒气之父”哈贝博士因遭驱逐出境打击而卧病在床时，劳鹤毅然看护病床、伺奉汤药，并在公开演讲中大胆赞美这位落难的物理界同仁是古希腊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

·  他获悉犹太科学家哈恩病故于海外流亡地，立即公开发表文章以表怀念。

·  那位受爱因斯坦之托代向劳鹤问候的物理学家埃瓦德博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普朗克是个悲剧角色。……英雄只有一个，他是劳鹤，而不是普朗克。”

·  1946年7月，在人才济济的伦敦国际晶体科学年会上，协会主席独将祝词献给唯一来自战败国的他——以生命为剑，誓不协从纳粹的劳鹤。

·  194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授予劳鹤名誉博士学位，其评语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更是一位夺取自由的毅仁决然的冠军。

·  战后有人问他为什么当年不选择流亡海外谋求更安定的生活，博士用最朴实的语言回答：“我不想去抢国外那些可怜的位置，我的同事比我更需要它。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而且我预见到‘第三帝国’定会崩溃，崩溃后的废墟，就是重建德国的大好时机。当天赐良机之时，我不希望自己身在国外” 。

纳粹混流肆虐德国和欧洲大地，胡须花白的劳鹤博士却坚持不懈地在课堂上讲坛上刊物上告诉人们：创立相对论的是爱因斯坦，地球依然在转动，科学永远是科学。相比之下，我们很多的知名科学家和大学者在那些动乱的岁月中又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雨过天青后有多少人能坦然说起自己在人祸与浩劫中的表现？又有多少人为自己以往的表现忏悔或反思过吗？

三．普朗克篇

·  出身贵族的普朗克教授学养深厚、温文尔雅、平易近人，既受德皇威廉二世敬仰，也受广大平民爱戴。为求得爱因斯坦这位大贤，亲赴瑞士礼聘当时尚默默无闻的年轻物理学家，最终聘请他为柏林洪堡大学“不需上课只做研究的特殊教授”。

·  他经常当众称爱因斯坦为“当代哥白尼”。三年后普朗克教授提前引退，并力荐爱因斯坦继任自己的德意志物理学会会长。

·  1933年，爱因斯坦在美国发表批评纳粹党政策的声明后，引起德国纳粹政权、媒体和科学界的猛烈攻击，普朗克偷偷致信爱因斯坦：“多事之秋，谣言四起，到处风传您公开和私下的政治声明。您真该少说两句。我不是要挑您的错儿，但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您的讲话使那些尊重和敬慕您的人更难于保护您了” 。

·  为保护犹太学者免受或少受迫害，普朗克确实专程晋见过元首希特勒，恳请注意：“驱逐犹太科学家会给德国的科学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1933年德国学术名人比1932年锐减三分之一，1933年后德国原有的二千七百余名正教授有两千以上流亡海外）。元首闻之龙颜大怒，并正告老教授：“犹太人才是我们的敌人，这才是我斗争的目标所在”，元首随即下了送客令。

· “开除”爱因斯坦的“紧急通知”下达三天后，纳粹冲锋队进驻全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犹太人被彻底清除出“教育科研战线”，包括普朗克、伦琴、伦纳德等大师在内的整个德国科学界噤若寒蝉，几乎一致举手拥护。

· 在元首和纳粹党面前长期温顺如同羔羊的他，战后却站出来说了一番有推卸责任之嫌的话：“纳粹像一阵狂风横扫整个国家，我们束手无策，只能像风中之树般听凭摆布” 。似乎在那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群体沉默顺应附和就是唯一选择和出路。

· 科学领袖普朗克教授等在纳粹集权统治下确实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地位、名气和养尊处优的生活，但却永远失去了亲手培育的两位大弟子，失去了德国民众甚至全世界民众的景仰与敬重，更会终生遭受良心的拷问与谴责。

大师普朗克的经历让我不禁联想起咱们中国知识分子在人祸与浩劫中的表现，像郭沫若、华罗庚、周培源、严济慈、钱学森、史良、胡愈之、萨空了、吴有训、楚图南、冯友兰、杨荣国、冯至、汤一介、魏建功、林庚等“文革”期间频频活跃于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与报章杂志的科学文化大师，后来在难眠的黑夜中是否看到过自己“内心的法庭”，是否能回忆起自己当年应召出席各种群众大会、追悼会、领导接见、宴会和批斗会批判会时的真实心情？在咱们的知识分子中有像爱因斯坦先生那样因道德或原则问题与自己的师长同仁弟子断然分道扬镳的吗？难道不忏悔、不反思、是非混沌、良莠共存、善于遗忘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美德吗？

后半生坎坷异常的胡风先生曾经说：“知识分子是人民，并且是人民的先进部分” ，那中国知识分子过去现在和明天又是什么呢？。

德国经典哲学家康德在其名著《实践理性批判》中对人的良心作出了如下的评价：“良心，就是我们自己意识到内心法庭的存在” 。因此，估计所有与狼共舞或甘当魔鬼仆从的人只能意识到“内心法庭”的撤销或坍塌。

 二OO八年八月八日

这样的法律是否太温柔了？

老马杂谈

改革开放正在庆贺自己的第三十个寿辰，一部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由各方精英苦苦研究了数十年的《国有资产法（二审草案）》终于在六月下旬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被提交给常委们再次讨论。

二审草案中的第71条规定是针对国有资产转让交易的，草案条文为：在涉及关联方交易、国有资产转让等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该交易行为无效。既然是恶意串通，既然已损害了国有资产权益，怎么能仅仅认定行为无效而不究其他责任？如此恶劣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什么不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这样的法律规定是否太温柔了？参与审稿的多位人大常委会委员均提出了明确的疑意，对这部孕育已久的法律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因为中国的国有资产过于庞大（占全国社会资产的76％以上），其中包括资源性资产、行政事业型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三大类，如何管理好像困难重重，因此修改后的国资法二审稿把名称改为《企业国有资产法》，其内容暂时排除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和行政事业型国有资产（草案第2条规定：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与监督，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意味着四大国有银行、国有证券公司、类似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中南海、各级党政军机关、重要名胜古迹（如故宫颐和园长城）等国有资产暂时还不受即将出台的《国有资产法》约束，这部国资法管理的还只是部分国有资产。

参与审稿的常务委员们还对《草案》存在的“国资多头管理、国企高管由谁管、政府任命国企高管弊端、官商两栖弊端、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身份难辨、与现行公司法无法衔接”等诸多实质性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意见。

社会资产主要由国家掌控的经济体制延续了近六十年，却始终没有一部统一而有效的法律在指导约束，庞大的经济之舟能一帆风顺吗？

注：又一篇资料完全来自官方出版物却因“标题或内容有敏感词”而被网易论坛拒绝发表的文章。

                                                                                       二OO八年七月三十日

                                                      旅顺日俄监狱——行刑室中的遐想

                                                                          老马杂谈

七年前，因公第八次出差去大连，抽空去游览了位于辽东半岛东南部的旅顺口。旅顺口因为军港及沙俄要塞闻名于世，1905年日本侵略军在这块土地上击败沙俄占领军后长期占据，二战结束后根据国际协议前苏联军队又在此驻扎至1950年代初。参观过两只外国军队在咱们土地上激烈鏖战的旅顺口要塞遗址后，即去参观大名鼎鼎的日俄监狱。

旅顺口监狱由沙俄占领军建于十九世纪末，典型的东正教石砌建筑，监狱多为两层或平房，但规模颇大，有办公楼、两层带地下室的监舍楼、狱卒用房、行刑室、工场、放风场、岗楼等。日俄战争后，此处依然悬挂着外国国旗，依然作为森严的监狱，依然主要囚禁关押中国人。

行刑室建在监狱的后院，是一座看上去很不起眼的高大平房。入内后却令第一次走进监狱和行刑室的我瞬间毛骨悚然，寒从脚起。距门边坐监刑官的办公桌十余米的房间中央，建有一个高约两米的木质平台，上方悬挂着让人望之生畏的绞刑套索，下方的地板上留有一块可下翻的活板，下部地上则放着一只高度不足一米的圆木桶。绞刑套索的控制装置设在监刑官对面的行刑员工作台边，受刑人被吊起数分钟后，监刑官还有医生登台勘验，确认断气后，行刑员松掉绳索，尸体立即通过活板落入木桶，再由人运去后面山上掩埋，一个生命就这样结束了。行刑台边还放着一只从掩埋场土中挖出来的盛尸桶，因木桶被去除了前面的几块木板，还能清晰地看到混夹在泥土中人的卷曲遗骨。

据解说员介绍，日本侵略军占领大连后，因处决人犯太多，盛尸桶已供不应求，有“技术革新者”设计了新型活动底盛尸桶，将被处死者用木桶运到掩埋地后，抽出活动底板倒出遗体木桶还能运回重复使用。日军投降后，在监狱后山上确实挖出了大量没有盛尸桶的遇难者遗骸。

在这座阴森森的建筑里徘徊一番后，原先的旅游兴致好像已经荡然无存，甚至连盛夏的炎热也全然忘记殆尽。

原本理应狩猎耕渔织并怡然自乐的人类，自有了国家和政治后，暴力杀戮好像就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不知有多少人在多少地方，被用眼前这种或更多种方式夺去了珍贵的生命。

走出那行刑室直到今天，那平台那绞索那木桶还常常在自己眼前浮现，连曾经气壮山河的萨达姆总统走向绞刑架时，自己对这个并不喜欢的前刽子手竟然也莫明其妙地生出了一丝怜悯之心。

                                                                                        二OO八年七月十二日

读报有感—赢得民心原来竟如此简单！

老马杂谈

5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有一篇署名杜平的文章《重塑中国民族性格的集体记忆》，作者认为，中国人在经历了近六十年的各种灾难灾害（如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反右、文革、唐山大地震、六·四等）之后，在自己的民族性格中注入了太多不该有的压抑、苦闷、冤屈、愤懑和抗争情绪。

作者通过此次汶川大地震后的举国大行动，又惊喜地发现“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原本是心浮气躁的社会心态突然变得如此的沉静；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们在哀伤、同情、关怀和互助之中，不知不觉地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了洗涤和抚慰。国难当头，痛苦而不压抑，无奈而不绝望。”

目睹中国人对此次灾难的积极反应，作者接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为什么国民心态竟然在瞬间变得如此成熟？中国人为什么空前的团结，为什么在哀痛之时还是民心平和、民气畅顺，为什么在大难临头之际能够上下气息相通、休戚与共，……”。

接着，作者给出了上述问题的答案：“很显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居庙堂之高者’不仅仅常怀忧民之心，而且更是身先士卒，体察民心，体恤民情，顺乎民意。”

作者最后指出：“要赢得民心、凝聚民气、获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原来是如此简单——把人民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让人民知道一切，让人民去参与一切。只有当人民感到被尊重、被信任、被重视的时候，他们才会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并且自然而由衷地散发出人性的美好。这是任何政治口号、任何政治宣传和任何思想教育工作都无法达到的”。

汶川大灾之后，政府在最短时间内动员组织了十余万抗灾救援大军抢险救人；政府最高领导人于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现场指挥，安抚民心；政府多次强调人是最重要的抢救目标；官方媒体不断播放灾区救援即时情况进展的新闻，让灾区人民和全世界所有关注灾情的民众心中踏实有底；……。没有发多少文件，开多少大会，喊多少口号，民众的忧虑和怨气却消解了，政府得到了民众前所未有的赞赏与支持，官民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和谐。看来，赢得民心原来竟如此简单！

二OO八年六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