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杂谈的博客

是大义灭亲，还是其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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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浩劫中有两件特殊的人间悲剧至今仍让人既忧伤，更百思难解。

其一：郭沫若先生与公子自尽

“文革”第二年，大文豪兼国家领导人郭沫若同志的长子郭世英同学被北京农业大学“革命造反派组织”非法扣押，关进“学习班”隔离审查。次日晚，郭沫若副委员长奉命要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务院总理召集的会议。临行前，郭妻于立群满怀希望地请他向上面反映一下儿子的事，希望能尽早获得救援，郭点头同意了。深夜，郭回到自己的府邸，妻子在伺候他换衣服时小心翼翼地询问丈夫询问的结果如何，大文豪没有回答妻子的问题，但面部神情阴郁，甚至没有说话。上楼进自己书房前，他突然在楼梯上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也许永远是千古之谜的话：“都是为了国家啊”。两天后，郭大公子在被监禁的学校四楼厕所中，反捆双手打开一米高的窗户，“被跳楼自尽”了。

听老前辈谈“五四”时期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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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一个绝对巨大的中国近代政治历史话题，而作为这次轰轰烈烈运动的主力军大学生，我们由几十年来的历史教科书已经获得了太多的信息，因此在“五四”九十三年纪念日的今天，让我们听听“五四”老前辈对当年大学生的评论，既是一种历史知识的拾遗补缺，也可能引起有益的反思。

曹聚仁先生，浙江省兰溪籍大文人、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五四”时期杭州第一师范学生自治会主席、蒋经国先生挚友（1949年后旅居香港，代表作有《国学概论》、《国故学大纲》、《蒋经国论》和《我与我的世界》）在1930~1970年代曾经撰写了多篇关于“五四”的回忆文章，如《我们的校长》、《五四运动来了》和《拾遗》，其中对当年运动中大学生的相关评论照录如下：

中国能真正禁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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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绝对是中国的历史大话题，从当年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大人开始，到2003年我国加入世界控烟公约再到今天，已经快两个世纪了。

禁烟，新政权在1949年曾经实施过大刀阔斧的强力行动，但禁的是鸦片而非普通烟草制品。进入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烟草行业随着经济大腾飞而出现了日新月异的疾猛发展，近年来，烟民数量终于获得了尴尬的世界第一（2010年已达3.56亿人；被动吸烟者7.38亿人），更出现了“厅局级专用、极品、天价和腐败”等各类豪烟，烟草利税相当于“全年军费”及烟草行业员工收入奇高等各类传闻也终于得到了证实。

2011年，中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在2009年5169.13亿元和2010年6045.52亿元基础上增至7529.56亿元，同

一次特殊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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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前与单位同事们在闲聊中，不知怎么谈起了当年轰轰烈烈的“文革”旧事，其中一位家住市中心新街口附近的同事回顾了发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一次特殊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革命理论处于巅峰之际的1970年，南京和全国一样，趁“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东风，先后挖出了大量“隐藏极深或正在疯狂行动”的“阶级敌人”，仅规模浩大的市级“公判大会”就召开了四场（区县级就难以统计了），57个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被无情地“专政”了。

在一次“公判大会”后的游街示众过程中，威严而肃杀的车队按“震慑敌人教育群众”的习惯路线离开五台山体育场，经广州路口转弯，向南驶向市中心的新街口广场，再向东转弯由大行宫、太平